增加工农代表避免“官员自我监督”

　　增加工农代表

　　如果人大代表中官员人数过多，“人代会”就会变成代表们戏言的“党委扩大会议”，变成学者们所说的“官商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有“官员自己监督自己”之嫌，名不正言不顺，使得人大的监督力度被大大削弱，甚至根本无法起到监督作用。

　　2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据统计，在这2987名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见本报A03版)

　　工农代表的人数和比例增加，官员代表的人数和比例下降，这“一升一降”相辅相成，令人欣喜。

　　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人数偏多、占比偏高问题，一直广受社会关注。众所周知，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实行监督，是全国人大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如果人大代表中官员人数过多，“人代会”就会变成代表们戏言的“党委扩大会议”，变成学者们所说的“官商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有“自己监督自己”之嫌，名不正言不顺，使得人大的监督力度被大大削弱，甚至根本无法起到监督作用，代表们开几天会，就是说几句恭维的话，跟着他人举几次手而已。

　　可以说，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与此很有关系。虽然目前的行政权力过大是一个普遍的弊端，但要让官员代表们提出议案限制公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其他代表提出此类议案，他们也很可能投否决票。为什么?就是他们不愿意向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刀。如果没有那么多官员代表，不惜政府债台高筑、随意挪用专项资金违规滥建楼堂馆所、三公消费等，能得到人大的批准吗?还有很多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执法不力、环境污染、食品掺杂使假、乱收费等长期不能解决，许多应该出台的法律随意被人为拖延，也与基层人大代表不能有效履行职责监督政府大有关系。

　　实际上，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3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修改《选举法》，降低官员代表的比例。201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影响代表的广泛性”。

　　这一现象正在发生改变。2010年修改的《选举法》首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这一规定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此之前，按照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我国农村与城市每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比1，即意味着一个市民的选票顶得上4个农民的选票，或者说一个农民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只相当于一个市民的1/4。这个“1/4条款”不仅导致城乡居民在选举权上不平等，而且是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2010年修改的《选举法》，以“同票同权”还权于农民，十二届全国人大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于是我们看到，农民代表增加了，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相应地，党政领导干部代表人数则出现下降，新《选举法》的价值初步彰显。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来自一线的工农代表最懂得民生疾苦，最知晓政策得失，最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最能反映社会基层的呼声。另一方面，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普通民众最有发言权，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评价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工农代表人数和比例增加，不仅是“人民代表大会”本质意义的回归，不仅是普通民众实现参与国家事务权利的体现，而且有利于打捞“沉默的声音”，提高人代会“共商国是”的质量，让人代会更能代表民众的意愿，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从而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并加强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希望这些来自一线的工农代表，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两会，提高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多做调查研究，敢说真话实话，积极履行职责，以不辜负民众的重托和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