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网络诈骗必须修改相关法律

　　网络诈骗

　　对于网络诈骗，不仅应教育引导公众学习一定的防范网络诈骗基本知识，更为关键的是，应当针对这种新型犯罪行为及时填补法律空白，从而实施更加精准的打击。

　　10月27日，本报报道了“网络求助帖‘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西区长沙贡马乡小学急需10岁以下孩子的旧衣物’被疯传引爱心人士捐赠热潮，调查发现此为虚假信息，所留求助电话竟为广东号码且会产生费用”一事后，众多读者均称幸亏辟谣及时，险些上当。然而报道发出后，记者发现网上仍然有人在传递此诈捐微博。前天傍晚，本报官方微博再次发出以“假捐赠帖，请勿再转”为题的警示微博，号召大家不要再传播该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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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诈骗荼毒社会空气

　　在微博、QQ或者手机短信上，类似这样的虚假求助信息经常发生。先后传出的“内蒙古农大女生紧急求助Rh阴性O型‘熊猫血’”，“广西白血病高中生求助”等均被证实为虚假信息。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汶川、玉树地震期间，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和网络方式实施诈骗，以慈善机构的名义附上银行账户，呼吁社会各界向灾区捐款，骗取市民的“爱心钱”。

　　网络诈骗就像一只从虚拟世界伸出的“黑手”，在现实世界变幻多端，或冒充公安机关，或冒充亲人朋友，或冒充歹徒绑匪，诈骗钱财是其唯一目的。尽管伎俩不断被媒体披露，但依然有人掉入陷阱。以骗取公众同情心为掩护诈骗钱财，这样的手段更为恶劣，这不仅是在诈骗钱财，更是在荼毒社会空气——谁能想到，当公众为弱势者筹募善款之际，却一不小心跌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固然不错，但行政力量终究不免会有疏漏，在政府救济难以企及之处，如果因人人自危而失去社会援助，那些急需救助者岂非要面临更加窘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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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骗罪门槛成了骗子安全槛

　　尽管在社会上造就了恶劣的影响，但网络诈骗却似乎很少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不久前，广州市中院课题组在调取广州市中院及12个基层法院2008年至2011年间判决的网络犯罪案例后发现，就涉网络诈骗类犯罪而言，判决数不及报案数的1%，“发案比例最高而判决比例最低”，“判决率达到了惊人低的程度”。这样的尴尬，在各地都普遍存在，由此使得各类网络骗局不断花样翻新、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在于现有法律条款对于网络诈骗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起点。现实生活中，网络诈骗似乎很少单笔达到三千元，由此也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规定，显然不利于对网络诈骗行为实施精准打击——诈骗分子单笔诈骗的金额大多不足三千元，但由于其普遍四处撒网，因此实际诈骗金额或许已远远超出这一数字。因为单笔数额较低而放弃法律制裁，不免将导致类似骗局的愈演愈烈。在网络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仅靠公众加强自身防范未免收效甚微。

　　有鉴于此，希望人大代表能尽快提出法律修改议案，尽快修改相关法律，一方面可以考虑适度降低诈骗罪的起刑点，另一方面可以明确规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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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拳出击急需解决管辖难题

　　虽然骗子在全国范围内骗到的钱很多，但具体到每一个受害人却都是相对较小的款额，而受害人之间也很难联合起来报案，所以，依照法律，这类款额较低的诈骗案件大多由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网络犯罪往往是跨区域的，往往牵涉多个地方，比如，一个短信诈骗，虽然骗的是河南郑州人，但骗子的手机可能属于北京号段，骗子的人可能在广州，骗你汇款的账号开户银行则可能在河北，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诈骗罪以犯罪地管辖为原则，然而，行踪不定的网络诈骗导致难以确定哪个地方是犯罪地，由此导致基层公安机关无法立案，甚至互相扯皮。

　　针对网络诈骗，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而且定义也较为模糊。在此类案件处理上，对于网络诈骗未遂、网络诈骗数额较小的，公安机关往往没有给予立案，而在此类网络诈骗案件的侦破上，很多基层公安机关却又并不具备侦破的能力，需要按规定上报，这不但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也为日后的破案增加了难度。

　　现实生活中，很多遭遇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往往投诉无门，由此不仅使此类骗局更加有恃无恐，而且也不免损害到法律的尊严，以及公安机关的声誉。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就要摆脱管辖权的困境。由此，不妨考虑在国家公安部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统一打击跨区域的诈骗案件，从而避免管辖权之争导致公众利益受损、国家法制受损。

　　对于网络诈骗，不仅应教育引导公众学习一定的防范网络诈骗基本知识，更为关键的是，应当针对这种新型犯罪行为及时填补法律空白，从而实施更加精准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