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男童事件值得引起各界反思

　　11月16日，贵州毕节5名男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日前，毕节七星关区副区长唐兴全、高守军被停职检查，另有多名官员被免职。据一名男童的父亲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

　　家长责任无法回避

　　伴随着一批官员受到处理，5个孩子的身份也渐渐清晰了起来——原来，他们并不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甚至，他们殒命的地点距离自己的家不过25公里。一段并不遥远的距离，如今却成了这些孩子再也无法回头的天路，这些懵懂无知的孩子，还来不及多看一眼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匆匆离去，给公众留下一片黑色的印迹。

　　此时此刻，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孩子为什么不想读书，为什么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回家。但是，不得不追问的是，当这些孩子3周前就离家出走之后，他们的家长到底在做什么?在他们多次离家出走数日不归之后，为什么没有引起家长的重视和警觉?经历丧子之痛之后，这样的追问或许显得有些残忍，但却并不多余，家长作为孩子最可依赖也是最后的屏障，如果就这样轻易放弃自己的监护责任，这些孩子究竟到哪里寻找一方可以庇护自己成长的乐土?

　　也许这些孩子的家长在为生计奔波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些孩子的家长觉得他们已经长大而放任自流，也许他们的家长早已在孩子一次次出走之后习以为常……但无论怎样，他们的失职都是显而易见的。

　　反思此次事件，有必要提请对家庭看护责任的重视，很多时候，我们都天然地以为家长一定是爱孩子的，但好的出发点未必一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当家长集中精力一心为自己和孩子赢得一个未来的时候，却有可能一不小心输了现在。这是一种怎样令人心悸的打击，又是一种怎样令人难耐的悲凉?

　　社会关怀不可或缺

　　5个孩子流落在外3个星期，他们在集贸市场的角落翻找食物，在拆迁工地上开心地玩耍，在午夜凛冽的寒风中蜷缩在垃圾箱内取暖。他们不会隐身术，但在来来往往的过客眼中，他们只是一种隐形的存在。年幼的孩子或许在为摆脱了束缚而心生喜悦，不过，那些见到过他们的成年人，可曾想过问他们一句，或者只是报一个警?

　　悲剧发生后，很多目击者出来提供线索，如果这样的线索能早一些提供，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在西方国家，如果未成年人独自游走于街头闹市，会受到很多人的询问和帮助，但在我们身边，也许只是一个好奇的眼神，一个轻声的嘀咕——这是谁家的孩子?

　　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被打动。这种漠然处之的心态有多普遍，我们距离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有多远。一个孩子，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家庭，首先都是一个社会人，他的成功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他的堕落也可能会给社会留下伤害。为什么仍有人固执地将他们视为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

　　当然，有此认识的不只是寻常公众——本该提供“兜底”服务的民政部门，在处理类似流浪儿童的问题时，仍以送回家长身边为第一准则。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家长是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子女?如果家长力有不及，如果孩子一时逃离了家长的视线，他们是否会被及时发现并受到妥善救助?当社会救助的终极指向不过是将孩子送回家长身边的时候，如果家长本身存在问题，孩子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法律漏洞亟待弥补

　　早在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而中国正是《公约》的制定国与签约国之一。此次悲剧发生后，很多人纷纷呼吁增设相关法律，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在1991年就经全国人大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然而，层层保护之下，这些孩子还是离奇地失踪了，最终竟至于以这样凄凉的方式撒手而去，这岂非咄咄怪事?

　　令人难堪的不只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他们本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为什么却一次次逃学出走之后蜷缩在垃圾箱内瑟瑟发抖?是我们缺少足够的法律条款，还是这些法律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审视这些法律，不仅概念模糊，而且缺少实施细则，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具体的罚则。概念模糊意味着难以评判，缺少细则意味着无法参照，没有罚则意味着不用承担任何实质性责任，这样的法律更像是一种倡导，而不是强制性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已颁布实施多年，谁见过有人因触犯这个法律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谓有法可依，不仅应体现在有法律可以依照执行，更在于法律问责到位可以使人依赖。

　　汹涌的民意面前，一批官员受到了处罚，但这样的处罚更像是一种突发事件后对公众舆论的回应，而不是遵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问责的常态。法律漏洞依然存在，社会救助体系依然脱节，5个孩子以一种超出人们想象的惨烈方式离开了人世，如果他们的死仍不能引起制度层面足够的重视，悲剧的种子不免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