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宾馆”需要制度驱寒

　　一样的雪花飘落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当我们躲藏在厚厚的羽绒毛皮制品之下，依偎在暖气空调之旁，漫不经心地谈论“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之时，也许只有那些习惯于用自己的体温去感知世界变化的人才能够清楚，这场雪究竟意味着什么。

　　郑州市中州大道郑汴路立交桥下，缩着脖的民工，抱着膀子，望着过往车辆，他们希望能有车停下来，招呼他们去干活。两天前，一名也曾在这里东张西望的民工，一个人躺在水泥桥墩下冰冷的水泥地上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根粗大的水泥桥墩后的冰冷地面，成了他人生最后20多天的容身处。

　　立交桥下的水泥路面时常有农民工留宿，因此被戏称为“大桥宾馆”，充满戏谑的称呼背后，留给人的是无尽唏嘘。郑州市区的“大桥宾馆”由来已久，仅中州大道一路就有郑汴路桥下、农业路桥下、东风路桥下三处，如果不是此次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有多少人还记得，猎猎寒风中仍有数百名农民工在这里相偎取暖?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压力下近乎卑微地生存，但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们却无法对他们潦倒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

　　连日来，这起悲剧引起市民极大关注。面对质疑，郑州市卫生局解释称，这名死去的农民工曾拒绝就医。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情况说明反而引起了人们更多质疑。有目击者称，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在询问得知死者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人愿意陪同前往医院后就离开了，“(死者)根本就没说不去医院。”

　　仅从这两个问题不难看出，即使送往医院，相关医疗费用多半还是要死者自掏腰包——家属或陪同前往者所起的作用，固然有提供证明，更多的恐怕还是垫付医疗费用。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为了节省住宿费用而风餐露宿的人，是否有钱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当医疗费用注定只能自己承担的时候，贫困潦倒者即使进了医院，也随时有可能被扫地出门，死者是否拒绝就医，显然已不再重要。

　　近年来，医疗机构时常遭到非议，“天价医疗费”中存在医院过度诊疗，无钱就医的患者面前一些医院置之不理、见死不救。表面看来，这似乎处于两个极端，其实问题的本质都是出自医院对利益的渴求。单纯地指责缺乏医者仁心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院热衷于淡化公益色彩、追逐经济利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医疗保险室主任关志强曾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医疗体制病。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公立医院’，国家投入的部分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这些资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从患者身上来的。”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不仅使医疗机构理直气壮地追求利益，而且直接抬高了贫困潦倒者接受医疗服务的门槛——当他们急需救助的时候，首要问题是，谁来为他们享受医疗服务埋单?倘若只是医院独自承担，终不免难以为继。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那位不幸殒命的农民工，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一名“大桥宾馆”房客，以无限凄凉的方式猝然离去，悲剧使公众的目光聚集在这些弱势群体身上。对冷漠的声讨、对问责的呼唤，这些反思内容固然必要，但除此之外，更应该引起一种制度性反思，弱势群体的安置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不应该被忽略。如果公共医疗支出更加充足、福利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每个风餐露宿的农民工都能得到及时救助，他们本不至于远离公众视野“自生自灭”。

　　终结类似悲剧，不能仅寄希望于医疗救助机构发善心、做好事。完善社会保障是政府“天然”之职，只有不断完善救济制度、疏通救济渠道，才能使医疗救助机构少一些推诿的借口，更加心无旁骛地做好本职工作。更进一步说，“大桥宾馆”是民生多艰的真实写照，怀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贫困农民工栖身于此，倘若能觅得更好的去处，他们又何必蜷缩在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