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官二代”不如查补教育司法的缺漏
文章作者：大河报 发布时间：2012-02-29
2011年9月17日晚，16岁的安徽合肥某学院学生陶汝坤，追求初中同学周岩不成，产生报复心理，来到被害人周某家中，将事先准备的灌在雪碧瓶中的打火机燃油泼在周岩身上并点燃，致使周岩面部、颈部等多处严重烧伤，或成终生残疾。
犯罪嫌疑人残忍的手段，激起了全国无数网友的愤慨，手段残忍的陶汝坤被冠以“最狠官二代”的名字。人们对官二代的仇恨代替了理性思考，忽略了案件背后的教育缺陷和司法漏洞。
把“官二代”看成另类也是一种歧视
歧视不仅仅是强者面对弱者的错误看法，它也有可能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错误看法。在犯罪嫌疑人面前冠以“官二代”的称谓就是如此。仇恨官二代，其实是仇恨权大于法，但虽然我们对于权大于法深恶痛绝，大家也似乎都擅长骂贪官，很少去思考，也不擅长去思考，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司法制度，甚至在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我们连一条妨碍司法公正罪的罪名都没有。
何谓官二代？其实就是官员的儿子，在目前中国社会语境下，它泛指为一切掌握公权力人的儿子或者女儿，所以，即便陶汝坤的父亲一再声称自己仅是正科级办公室主任，但在大家眼里陶汝坤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应该说，官二代绝非中国仅有，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国外，只要有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存在，就势必有官二代的存在，同样也有“富二代”“农二代”“商二代”“贫二代”的存在。
显然，把官员的孩子都看成是坏人是荒谬的，不仅是官员的孩子会犯罪，农民的孩子、商人的孩子和贫民的孩子也都会犯罪。既然犯罪分子和出身并无直接关联，那我们为何要在犯罪官员的孩子前面冠以官二代，而没有将犯罪农民的儿子冠以农二代的称谓？也许会有人说，在所有恶性案件的报道中，官二代层出不穷，为何不见有农二代见诸媒体报道？其实这是新闻规律的结果，一般的刑事案件并不具有新闻价值，但如果将其加上官员子女的背景，它就很容易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而使案件成为颇具价值的新闻事件。
至少在目前，没有一个统计数据能够证明，官员的孩子犯罪的要比普通老百姓的多，也没有一个数据证明，官员富商的子女更容易走向犯罪的道路。甚至在国外，教育环境优越的富家子弟犯罪率远低于教育条件不好的贫家子弟。查处的腐败案例也看出，不少巨贪其实都是“农民的儿子”。
把官二代、富二代全部看成道德败坏的坏蛋，把贫二代、农二代全部看成品德优秀的好人，显然是简单思维的结果，它和《动物庄园》里说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样是一种可笑的歧视，这种歧视除了激化矛盾外，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也对于社会稳定并无任何好处。
犯罪背后的教育司法缺漏未被重视
不久前，香港爆出曾荫权接受不当捐赠的消息，在廉政公署立案对曾荫权调查的同时，香港媒体和有关部门也迅速查找司法制度的漏洞，立法机关立即着手对特首财产申报制度这一漏洞进行查补。
而在内地，虽然青少年暴力犯罪层出不穷，但却少有人审视现有的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而仅限于对于个别官员的声讨中。结果，因为教育司法制度缺陷漏洞的存在，青少年暴力犯罪越演越烈，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更加严重。在我们对一些害群之马声讨之时，我们能否更多思考这个制度的漏洞？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些悲剧的再次发生？
其实对这起恶性案件简单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的制度漏洞。比如，我们的义务教育并未将尊重他人权利，教育孩子成为合格公民作为教育目标，教育至今仍是以培育学习尖子为核心，在学校的眼中，唯有升学率，唯有尖子生，品格教育成为空话。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下，青春懵懂的少年全靠自学理解爱情，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爱和如何看待爱的教育，他们大多不知道在恋爱失败时怎么去做。但遗憾的是，虽然屡有青少年为失恋跳楼、服毒的事件见诸报端荧屏，我们学校的教育也从未进行过彻底的反思和检讨。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和预防青少年犯罪法漏洞百出，现实中几乎毫无操作性。依照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除了杀人、投毒等严重刑事犯罪外，警方确实不能对不到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使得警方对于全国普遍存在的校园暴力束手无策。而坏蛋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再如我国刑法至今对人们的精神伤害不予承认，人身伤害的主要依据还是伤情鉴定。一个人被当众扇了20耳光，只要不构成耳膜穿孔等条件的轻伤，扇人耳光者就不会受到刑法惩罚，如此荒唐的律法，逼得一个又一个不甘受辱的受害者被打后自制耳膜穿孔。这个法律甚至至今都对恋人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严重伤害睁只眼闭只眼。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陶汝坤不是第一次对周岩施暴，他曾经把周岩身上打得淤青，他甚至吓得周岩被迫在家休学，他甚至在周家门口纵火，踢报箱，周岩的妈妈甚至给他下跪……
面对这一切，警方都无能为力，法律都视而不见。而这一切，不更值得我们去呼吁，去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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