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同情心不比“洋雷锋”少

　　一段时间来，有关“洋雷锋”的新闻不断发生。去年10月13日，一女子在杭州西湖落水，路过的乌拉圭女子玛丽亚迅速跳入湖中，将其救起后随后离开;今年5月4日，东莞市一女子被小偷偷包，一巴西籍男子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团伙报复群殴;昨日有多家媒体报道，这两天，来南京市的美国小伙陆杰森陪乞讨老奶奶吃薯条的照片在网络上被疯转。有记者问他，“有人说，你们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乞丐大多是骗子，不值得帮助。”陆杰森笑笑，“他们说得对，我并不了解中国国情，我在这儿只是个暂时的客人。”他说，希望老人不是骗子，但如果真是，也肯定是可怜的人，能帮就帮……

　　这类事件每发生一次，都会在互联网上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最常见最一致的声音，就是先把曾经发生的“彭宇案”联系起来，指责那个法官的胡乱判决让国人见义勇为的风险大大增加，或者说骗子太多，做好事容易上当，然后再用“缺乏同情心、太麻木、太冷血”、“自私、道德滑坡”等字眼对围观者甚至“国人”进行谴责。这种谴责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却不够客观，对国人的否定太多，比如说现场的围观者都没有同情心、不懂得互帮互助，这一点就很不真实，其实，国人的同情心一点儿也不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当我们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熟人遇到难题、不幸时，我们哪个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同情心，不但立即去了解、探望，而且会在对方没有开口的情况下，主动把钱塞到对方手里，有的甚至是无偿给与的;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落水时，我们也会奋不顾身下水救助;如果发现自己的邻居被小偷欺负，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

　　当然，这种同情心看起来有些狭隘，但仍然是同情心，仍然是助人和救人，和“洋雷锋”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在同情心的释放对象或范围上：他们以人数更多的陌生社会为主，而我们则以人数较少的熟人圈子为主。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句套话，还是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许多新风俗、新道德、新法律、新制度没有建立或不很完善的缘故。试想，如果我国建立了广泛覆盖所有群体的可靠的医疗保障，所有人生病、受伤都不害怕无钱治疗，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诬陷好心救了自己的人，“彭宇案”就不会出现了;如果立法部门能出台“救人者因出现失误给被救者造成损失或伤害，不追究救人者责任”这样的法律条款，如果因见义勇为而造成受伤甚至死亡等不幸，法律或社会救助部门能绝对保证他们流血后不再流泪，如果我们的“社会志愿者”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那么，救人者就不必在救人前反复权衡，就不会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好人难做”的“古训”来阻挡自己挺身而出，“麻木、冷漠”的围观者就会越来越少……

　　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当我们自己遇到困难、不幸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不是亲属、朋友等熟人圈子，而是去找政府、找司法部门，找社会服务团体，而且每次都能渡过难关。当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后，我们的血缘、地缘观念就会逐渐淡漠，就不会把所有的同情心用于熟人圈子，相反的是，我们会觉得相识不相识的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关键时刻完全可以信任和必须依赖的人，既然可以信任和依赖，即使他们是陌生人，当他们遇到难题、不幸或危险时，我们怎能不伸出援手呢?如果这种观念也变成了习惯，那么，我们即使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也会在遇到有人落水、被盗或乞讨时，也会像“洋雷锋”那样见义勇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