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OR魔鬼，“幼师虐童”为何一再上演?

　　目前，在我国的刑法中没有“虐待儿童罪”这个罪名，仅有虐待罪，而且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如此严重和恶劣的虐待儿童行为，却不能追究刑事和法律责任，无疑会助长违法者的违法行为。

　　针对对于儿童的虐待，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成熟的法律和政策来进行干预。英国1989年的《儿童法案》规定：凡是“影响儿童生理的、智力的、情绪的、社会的或行为的发展”的行为都是虐待儿童行为。我国香港地区对于儿童权益的保护，就专门成立了防止虐待儿童会，每年都会通过电视、电台、印刷物等向社会普及防虐知识;同时还会走进学校、社区，重点向家长、老师进行宣传，如果发生虐待儿童事件，就会较早发现，并能追究责任。

　　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虐待幼儿的幼师，罪名是否准确，是否合适?值得深究。在各种类型的儿童虐待发生率较高的今天，除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加大政府投入、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外，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儿童虐待案件的救济、干预和惩罚机制亟待建立，设立专门的法律或者条款，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刑责。

　　“景观立法”无法拯救儿童

　　每次校园暴力事件过后，公众看到的大多是教育部门的种种表态，而鲜见有人真正会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权威的无从体现，是导致类似事件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虐童行为挑战了最基本的人伦底线，然而，面对这样恶劣的行径，竟然没有适用的刑罚，乃至于不得不行变通之策，通过寻衅滋事罪立案调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在很多人呼吁增设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少年儿童不受暴虐伤害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与很多法律一样，“未成年人保护法”尽管措辞严厉，但却并未明确相关罚则——什么样的行为是体罚或变相体罚、怎样才能构成侮辱人格尊严，并未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违犯了法律，将会受到怎样的惩处，这样核心的内容付之阙如。

　　罚则的缺失使得“未成年人保护法”徒具象征意义，而不能展示出应有的足够威力，乃至于尽管颁布实施了十几年，形形色色的虐童事件依然屡见不鲜，呼吁立法保护儿童的声音还在一次次引起共鸣。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缺少罚则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必要作出相应修订，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新增法律不迟。否则的话，再多的“景观立法”恐都不足以拯救被虐的幼童。

　　跟幼教“欠账”有关

　　从虐童案看，幼师行业的秩序混乱令人担忧。时下，公立幼儿园的供不应求，已造成“一园难进”的局面;而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幼师匮乏，也成幼儿教育的现实掣肘。在此情景下，不少“粗放”的幼儿园，也有了生存空间。它们无资质，用人标准低下，指向的也非“公益化”，而是盈利。

　　部分幼师滥竽充数，身份“尴尬”，缺乏育人素养，这无异于为虐童乱象预埋伏笔。所以，“虐童案”频发，跟幼教“欠账”紧密关联。对幼师的行业整饬，提高门槛，也依赖于幼教发展中的偿债——扭转幼儿园的混沌局面，需打破“学前教育投入仅占教育总经费的1.3%”的格局，扩大资源供给。

　　与此同时，给予幼童足够的法理庇护，也至关重要。让司法主动干预、社会监督等发挥效用，不可或缺。

　　联合国官员皮涅罗曾说：“针对儿童的暴力无一正当，皆可预防，不应该对此再找借口”。让虐童丑象画上句号，补丁少不了：补全幼教短板，进行行业整饬;填补儿童保护的法律亏空。当然，制度背后是人心，让孩子免于暴力恐惧，我们当恪守道德律，至少收起可能存在的“精神皮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