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是福利救助成败关键

　　社会福利机构，一要国家财政唱主角，二要去除官办福利机构中的行政级别，不要给工作人员行政级别，也不要给工作人员高工资高福利。这才能让真正有爱心的人进入，追逐名利的人才会离开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该谁拿钱?

　　偌大的一个县没有一个政府主办的儿童福利院，这似乎正是兰考悲剧的根源。

　　而正是官办儿童福利院的缺席，才让袁厉害很早以前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试想，全国任何一个县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官办儿童福利院，袁厉害的条件简陋的民办“孤儿院”哪里还有生存空间?这一切也正是公众同情袁厉害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只有官办儿童福利院不再缺席，孩子的健康成长才会更加有保障，“袁厉害事件”才会得到根本解决。

　　在每个县都建立一个福利院并不是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钱，钱该从哪儿来?是儿童福利院关键。

　　如果福利院的开支都有地方财政解决，必然就要受到地方财政的局限，地区经济差异就会必然导致福利院条件差异，甚至一些地方根本无力承担福利院的基本开支，而条件好的照顾好的福利院长此以往则会人满为患，最终让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举办儿童福利院，钱到底该谁出?1989年出版的《民政辞典》给出的解释是“儿童福利院是由国家民政部门举办，国家给予经费，儿童的公民权利、生存、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的儿童福利机构”。显而易见，儿童福利院应当由地方民政部门举办，但应当由国家中央财政给经费，而不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

　　有鉴于此，能否考虑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实际上，这也是“国家给予经费”的题中之义。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在税收分配上一直是中央得“大头”、地方得“小头”，这种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已经维持了18年“一贯制”，始终未曾被打破。在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的当下，财政有能力也有必要将儿童福利院当作一项民生工程，因为无论孩子出生在哪里，首先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保障他们每个人的健康成长，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收养儿童门槛该咋设?

　　失去家庭的孩子，可以送往儿童福利院，但最理想的办法却是被另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收养，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温暖可以代替家庭温暖，只有在正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才会心理健康，性格健全。

　　正是这个原因，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台的收养法，都是在保障孩子安全幸福的前提下，尽量让孩子回归家庭。比如澳门，其社会福利局每年都会向社会宣传并征召大量有收养意向的家庭，在收到收养申请后，政府会派出专门人员对这些家庭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如家庭成员是否有暴力倾向，是否吸毒等，考察合格的家庭，则随时等待为这些孩子提供家庭温暖。

　　应该说，慈善收养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收养中国孩子。但在中国，慈善收养却极其少见。为什么呢?这与收养制度有关。现行收养制度基本是计划生育法规的补充，所以更多把收养人有无子女作为必要条件，在此要求下，很多条件好，有教育子女经验的家庭被排斥在外。而对一些所谓符合条件的家庭，政府对其软实力的考察却基本没有。

　　还有一些制度规定更是匪夷所思，比如北京的老刘7年前收养了一个弃婴，由于村委会拒绝出具相关证明，没能确定合法的收养关系，孩子一直没能落上户口无法上学，为此老刘将村委会告上法庭;比如乌鲁木齐的一位叫杜娟的母亲，为自己早年收养的弃婴办理落户手续奔波了18年，吃尽苦头!

　　还有，一旦收养关系确立，政府的福利机构就不再出钱，抚养负担几乎全部落在收养家庭头上。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2010年全国总共29618件收养中，收养残疾儿童只占2692件，其中多数还是被外国人收养的。据民政部消息，我国已有10万余孤残儿童被外国人收养。2011年，全国办理家庭收养登记31424件，比前一年下降9%。

　　当初，我国对收养孩子设立过高门槛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有些家庭为了生男孩或超生而故意遗弃自己的孩子。但在今日，这样的规定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被遗弃的残疾儿童或弃婴得到最好的关爱，这是每一个儿童的法定权利，是一个民族良心、同情心的体现，如果让他们成为维护计划生育政策严肃性的牺牲品，如果总是让民间爱心人士心灰意冷，那绝对是得不偿失了!

　　福利院能否去除行政化?

　　福利院怎样运作、怎样监管才能办得更好、更有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呢?

　　儿童福利院不同于一般政府机关，它应该是以爱心、慈善为目的的非营利部门。然而，现行体制内的社会福利院都带有行政性质，其行政管理一般隶属于民政局，福利院长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由于行政部门选拔福利机构管理人员遵循的是一般公务员的、官员的选拔标准，所以像袁厉害这样喜欢慈善，但没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根本不可能当上院长。

　　而当上院长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工作，入选的院长很有可能把福利院当作升官的跳板，或根本不打算长干，应付支差，或者把官场的工作习惯照搬到福利院，甚至把官场的许多不良风气带到福利院，把所拨的经费随便挥霍，导致福利院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慈善事业是一项良心事业，除了国家和捐助人提供了足够的经费保障外，其管理人员必须是那些最高尚、最看轻个人私利、最有爱心、把慈善事业当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他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很高的报酬，不是为了升官和名气，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孤儿的微笑、弃婴的成长和患儿的康复!

　　很明显，只有福利院去除行政级别，去除高工资高福利，这才能让真正有爱心的人进入，才能把追逐名利的人拒之院外。而像袁厉害那样，不计名利的人才可能当上福利院的院长。

　　有人会说，现有官方半官方慈善人才的选拔机制无法接纳民间慈善人员当院长。但规则是人制定的，只要人改变了观念，就一定会制定出新的规则。有人会说，如果缺乏监督，任何拥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滋生腐败，袁厉害的过去并不能代表她的未来。但加强监管就能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让提供经费的民政部门派人来做会计，比如让民间赞助人成立福利院董事会，定期对学校管理工作和财务情况进行评估和审查，如果院长不合格，随时换掉。好的制度建立了，院长想腐败都难。